丧葬用品及其规模缩小

    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久经战乱，导致史村村民普遍面临严重的生活困境，无法保障基本的温饱需求。因生活所迫，部分村民不得不离开故土，四处流浪以寻求生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丧葬用品的使用并不过多计较。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史村的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人们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据村志记载，1978年村民的月收入工资平均仅为40元，到了2021年村民的收入工资平均为4000元，甚至一些技术人员月收入近万元。富裕了的村民有了办好一场“像样的丧事儿”的经济基础，认为父母生时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在他们离世后子女要尽可能将父母的“丧事儿”办好，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感激与孝敬。人们在丧葬用品的花费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购买纸扎、花圈、纸钱等纸制品的花费。纸扎的价格在25元左右，花圈的价格在50元左右，普通的纸钱1元1叠，一叠约100张，两张可折为一个元宝，虽然单价并不高，但是在整个丧礼过程中烧掉的纸钱可达百叠，纸马、纸人、纸房子甚至是纸制的彩电、汽车等纸扎用品不计其数，花圈的使用数量通常在3至5个之间。

    二是购置棺木或是骨灰盒，打造墓碑及其他随葬品如唐三彩马、食品罐、寿衣等方面的花费。棺木的价格因木料不同，其价格在2000至5000元之间，柏木最贵，桐木、揪木次之，同材质的骨灰盒比棺木低1000至2000元。墓碑的价格大概在1000元左右，寿衣的价格一般为300-500元一套，其他的随葬品如唐三彩马、陶俑的价格在50元左右。

    三是用来请司仪、阴阳先生、琐呐班、戏班、“火师”和帮工的费用，整体的花费视规格而定，请来帮忙的人越多花费越高。

    四是宴请宾客以及回礼的费用。在操办丧事儿的过程中丧家要给前来帮忙的帮工以及前来吊唁的宾客回以“例事”，一般为一条毛巾和一包香烟，价格在20-60元间不等，除此之外还要提供每天的伙食，以杂烩菜为主。在丧礼结束后孝子要宴请宾客，并给宾客还礼，一般是一箱奶和一壶油，或者是一条丝巾和一壶油，有的村民仅是在后续还礼中就花费了近万元。

    除了丧家承担着巨额的花费外，前来吊唁的宾客“行礼”钱也越来越高。在传统社会，亲戚或是村民前来吊唁多给予物质性的馈赠，如馒头、火烧、纸扎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馈赠被金钱馈赠所取代。前来吊唁的村民行礼50或100元，亲戚行礼100或是200元。但是因为每个家庭条件各不相同，村民及亲戚在行礼之前，会彼此协商礼金数额，力求达成共识，以避免不必要的非议。然而，鉴于各家经济状况的差异，经常会在礼金的多少上产生冲突。

    例如，徐杰家在置办丧事时，他的三位姊们表亲前来“行礼”，但是在商量礼金时，其中的一位认为自己与逝者关系较为亲密，并且自家家底还算丰厚，所以提议行礼500元，这远超了其他人的预想，在沟通的过程中，她仍然坚持行礼500元，并表示如果她们不愿意支付，她可以替她们一起付掉。其他两位听后表明自己其实很生气，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真让她替付礼金，如果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也会让自己“脸上无光”，最终三人的礼金都付了500元。

    因此，无论是丧家还是前来吊唁的亲友所承担的花费都越来越高，一场村民口中“像样的丧事儿”操办下来往往需要3-4万元左右，高额的花费给村民造成了经济上的负担以及资源的浪费。一些村民对丧葬礼仪中的部分内容早己心生不满，然而受到村庄内部“孝道舆论”和“面子观”等价值观念的影响，他们往往选择沉默或妥协，难以实现丧葬礼仪的变革。而当“节约简朴，不铺张浪费……控制丧事规模，主动抵制丧事摆宴席，立墓碑等大操大办行为。”以及“采用播放哀乐的形式代替戏班”“红、白公事就餐一律实行大锅菜配馒头”等移风易俗政策下达史村后，正好给那些不愿意遵守传统丧葬方式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借口，如在面对争议时，村民罗英说“要不是上面要求不让大办，咱肯定得在门口唱三天大戏，叫么儿街(邻居)的人都来看。这不是上头不让办，咱有啥办法。”故而村民对于简化仪式等相关内容是非常乐于接受的，这为他们简化甚至是抛弃传统丧葬礼仪的部分内容找到了政策的支持。